（二）腐败影响贫困治理。

      贫困的治理依赖于经济的增长。如前所述，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Mauro提出，腐败会减慢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假定孟加拉国的年增长速度为4％，如果其能够将腐败程度降低到新加坡的水平，孟加拉国在1960—1985年期间的单位资本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会提高1.8个百分点，人均收入会提高50％。1964—1993年期间，良治国家比管理不善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率高出2.5个百分点；在实行健全管理的国家，1％GDP的援助可以使增长率提高0.5个百分点，贫困率下降1个百分点。[19]

      其次，腐败恶化了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例如卫生和教育，腐败偏好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援助贫困人口和削弱使用小规模企业的手段来避免贫困的项目。更糟糕的情况是，腐败政权通常偏爱防务合同，而不是农村的健康医疗和学校，政策偏好恶化了收入的分配，并将资源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考夫曼等研究发现，腐败增加了婴儿死亡率，降低了寿命和文化程度。据陈宗胜计算，在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中有20％是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所造成的，其中偷漏税和走私的收入约占80％，腐败收入约占20％。[20]

      （三）腐败造成潜在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损失。

      腐败增加了公共投资，这主要涉及政府出资或援助的公共投资中的腐败损失，还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投资、购销合同中的腐败损失，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许多大型的公共投资中的“豆腐渣工程”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中看不中用或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时的“标志工程”、“形象工程”。这种腐败工程带来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腐败还扭曲了政府支出的结构，从所需要的项目和维护支出转向新设备的购买，因此降低了政府投资的效率，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据测算，如果腐败水平从新加坡提高到巴基斯坦的水平，公共支出与GDP的比率将提高1.6个百分点，政府收入与GDP的比率将降低lO个百分点。

      腐败造成了地下经济的繁荣。所谓地下经济是指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政府未能控制和管理，其产值和收入未能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所有经济活动，主要包括非法的地下经济活动和合法经营取得非法收入的经济活动两种情况。所谓非法的地下经济活动，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现象，如走私贩私，毒品生产、运输及其黑市，地下工厂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等，这类经济活动构成经济犯罪。这些犯罪往往是与某些政府官员、海关人员、公安警察、工商人员等合谋犯罪。合法经营取得非法收入的经济活动，如部分或全部收入隐匿不报，逃避税收，不仅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而且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平。世界银行研究16个经济转轨国家在1989—1994年期间非官方经济约占GDP的15％-30％之间，绝对增长率通常要超过50％；非官方经济增长导致官方经济增长下降。根据夏兴园、万安培等人研究，80年代上半期我国地下经济规模占国民收入比重在10％以上，最高时很可能高达20%-30％。我们估计，不在全国统一口径内或纳税范围内的以私营和个体经济为主的“地下经济”占全国名义GDP总量的1／3，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体相当。[21]

      （四）腐败造成政府信誉的丧失，增加信用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诚信度较低，致使外商不敢来投资，大量的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不能利用，造成浪费，形成潜在损失。另外，为了保证政府和客户之间的利益得到保障，就会建立起来很多的规则，制定很多的管理制度，大大的增加交易成本。如本来我和客户之间的合同可以很简单，现在由于政府管制破坏了信誉，我们不得不签订一个非常复杂的合同，在加上可能发生的法律诉讼成本，交易成本显然增加了好多。尽管难以衡量腐败的经济成本，但一些国际研究表明：因加速政府服务的提供交易价格增加5％-l0％；因政府垄断造成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涨价15％-20％；因贪污造成税收收入损失高达50％；因采购价格过高或采购不必要的昂贵物品支付20％-100%不必要费用；因非生产性投资比例过高，导致成本增加，质量下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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