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一直推崇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之所以能被推广，自然是当权派认可的，否则早被封杀了，焚书坑儒、文字狱在历史上可是没少出。但事实是，封建君主们都是借儒家之口，行法家之实，儒家的温良恭俭让和忠孝思想都是要求臣民的，赵匡胤、李世民朱元璋哪个很好地执行了忠孝，他们上台后哪个没有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和思想。他们上台后都推行了法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乱世必用重典”，这些词不都是封建史上留下来的？法家学说在封建史上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今天的企业治理也是如此。下面介绍一下法家学说思想与企业管理的结合点。

     韩非主张法（在治理上一定要师出有名，有法可依）、术（一定要有具体的方法和技巧，否则可能好事办砸，甚至伤及自身）、势（在实施中，各级事务没有得力的权贵支持，事情即使勉强执行，效果一定不好）；在现代管理上的国内顶级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的网站首页上赫然列有“取势、明道、优术”，不知这是否是长江商学院的校训，明道和法的解释含义也基本相同。从这个事例看出，法家学说和现代管理学在思想层面扯上了关系。

     在现实意义方面，各企业都有ISO9000体系认证证书，按道理，有了这套东西，企业的具体执行中，质量管理应该比较到位，但似乎没有企业没有过外审前夕，疯狂补文件的经历吧？没有几个制造企业，尤其是内资民营企业，质量部经理比技术部经理权威吧？为什么程序文件都规定了，执行不到位呢？是没有规定吗？显然不是。法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大部分质量经理会抱怨上头不支持，销售要求必须马上出货，技术部门签了让步接受，质量部也没办法了，这是什么，缺少“势”。有些质量经理就依此自暴自弃破罐破摔了，我能做得都做了他们就不执行我也没办法，但忘了一条，还有术的运用，遇到这种情况，研究好的执行方法，非得发货，有明显缺陷，没问题可以发，不要抵触，在势上你没达到对等的时候，不要乱用这个东西，曲线救国，把我们认定的可能产生的风险在相关文件上写清楚，组织技术人员论证可能的潜在风险，论证可能因此产生的维修服务成本，帐算完了，合并与质量执行文件一起，交到具有势的决策人手里，是他的袒护和势力导致了你的弱势，请他决策吧，如果他还坚持这样干，你也没办法，势在这三个要素里是最不讲理的，他能改变法，他能否决术，只能收集相关数据算后帐。这里面有个难题，论证和分析缺陷引起的风险和维修成本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不是借口，谁让你笨呢，连点最基本的质量武器都掌握不了，就不要出来当质量的老大了。这是有法无势用术来补的例子。

     公司要变革，组织体系改变，流程改变，中层抵制，这时候相关的法规制度还没建立，方法也还没有，因为方法需要具体的执行层经理们去找，怎么办？用势去办，孙子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壮士断腕，强势推动，空降经理人到国企和民企死得多死得快，原因何在？大都是在变革时没势强用势，所以“势”要慎用，这是把双刃剑，用之不当难免伤及自身。在企业里，爬到高层的人很多未必是业务一流的，而是会来事的政治高手，很多人员不服气，尤其是技术人员最看不起政治高手。但作为管理组织，政治意味着善于利用势，把势用好了事办成了，业务水平不高又有什么关系，你倒有水平，走哪死哪，留你在组织何用？这是无法有势无术的例子。

     还是上面这个例子，一把手很强势，把事推动起来了，最后却失败了。不执行斩，大家也都执行了，但相应的组织体系是否协调，管事的人是否懂行，相应的培训是否到位，相应的方法是否对路，变革项目的进度是否匹配，是否有可能的其他势力干扰（别忘了，势是动态的一直在变，如果进展中尼的失误太多，你的势无形中就转移到对手身上去了）等等。这是无法有势有术。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解救了一批企业家，弄了窗口特区，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这都是示范作用的方法运用，但这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是无法可依的，暴露出问题了再针对问题立法，于是就有了系列的《公司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的制定或修订，这是典型的有势有术无法的例子。企业的例子这种很多，但不好乱举，读者见谅了。

     法术势在企业管理中是妥善运用和平衡的过程，这三者之间需要妥协运用，没法建法，无势用势，无势研术，用好法和术，利用势但不可为势所伤，三个字极其简单，用起来简直是学问非凡，需要的是审时度势，进退自如的世事练达和深刻洞察，要的是对业务工具的熟练眼界和创新。具体工具将是一个很大很具体的课题，但一个不变的准则就是在做之前，看是否有法可依，有势可倚，有术可借，没有的话去寻找去研究就是了，实在找不到某一项或者找到得太不足的时候，就在另两项上多下功夫，一定可以帮助解决的，三英战吕布，不必非得牺牲个张飞关羽什么的和那吕布死磕去，我们只要胜了，就没人问出处。